2012年1月22日星期日

夫妻之间

夫妻之间
#文:文化乞儿

朋友老陆与妻子金玲闹别扭了,而且是很凶那种别扭,已经是没有转圜的馀地了。

他俩都来自贫穷家庭,然而靠着他们的聪明、勤奋和坚持,终于熬出头来了。他们的成功,获得朋友们的赞许和钦羡,也成为朋友们津津乐道的美人美事。

老陆是华校生,靠着自己的勤奋好学,居然成为法庭通译员,中英文造诣良好。他样子很帅,而且人缘非常好。凭着他的这种优势,60年代初,当他上任成为通译员时,无论被派到大城小镇工作,很快的就会结识当地许多“英雄豪杰”,很多人都与他的关系搞得很好。

后来,他被派到半岛最南端的那个城市工作,他的上司(非华人)竟然对他特别器重,而且网开一面,允许他工作上有许多自由活动空间,到隔海对面的新加坡修读法律。法律课程应该是相当困难的吧!然而他却能半工半读,修完这个难倒很多英雄好汉的课程,最后成为一位合格律师。这一条曲折崎岖的道路,任凭是谁,都知道是艰苦得不得了,不但不好走而且极难走出来的。像天方夜谈一样,他走过来成功了。

他到霹雳州一个中等小镇工作时,邂逅上金玲。金玲是一位师训毕业的中学英文教师,也兼通中英文,中等姿色。

他俩情投意合,不久就结为终身伴侣了。婚后,在好学方面不输于老陆的金玲,即进修伦敦大学校外法律系。经过几年的苦读,居然也成为合格律师,夫妇互唱互随。老陆不再担任通译员了,到对岸小岛的一家律师馆担任律师,过后竟创立自己的律师馆,而金玲也不落人后,在吉隆坡创立律师馆,而合伙人不离自己的丈夫。

这样的行业,收入当然相当丰厚,不过,很难得,他们对昔日的旧朋友还是一样的热情和诚恳。他夫妻俩不满于现状,居然继续打拼。过了一些年,他们除了成为一些挂牌公司的董事之外,自己也有了自己的挂牌公司。这像不像神话传奇?

这样的传奇已经够令人惊羡了,但更人难于置信的,他们居然把生意发展到外国去,包括美国。

人生祸福很难逆料。塞翁失马,祸可转为福,福也可能转为祸。故事发展下去,老陆竟和他在美国的生意主管人有了孩子!

最近由其他管道得到的消息是,老陆与金玲依然维持夫妇关系,而金玲将生意交待给儿女料理之后,自己传道去了,把馀生寄托于宗教了;而老陆呢?晚近这几年,他患上老年痴呆症。

朋友们很为这一对夫妇惋惜!拼搏一生,有美满的收获,却不能善终,为生命划上一个完美句号!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他俩物质上非常优裕,学识相当,而且是自由恋爱结合的,果真是天作之合,有这样的结局,要如何解释?

(2012年1月22日除夕稿)

2012年1月20日星期五

8308

8308
#文:文化乞儿

与几位乐龄朋友喝早茶,大家谈天说地谈得兴味正浓时,突然有一位年龄相仿的老者走前来,拉了一张椅子,不请自己就座,原来他认识我们其中一人,而且是深交。

他一坐下来,就滔滔不绝的谈了起来,叫他吃东西他说吃过了。他说,去年买万字买1308中了200令吉;今年运气更好,买8308居然中了800令吉。大家都恭喜他运气佳,往后应该多买多发横财。他说完后,倒了一杯茶一口喝尽,与大家道了一声“再见”就走了。

他走后,他的朋友说,这个朋友老邓为人幽默、诙谐,到处讨人开心。我们一群朋友都说他运气的确好,一连中两次万字。他的朋友不愧是个知己,了解他较深,就说,他哪里中什么万字,你没听他说吗?他去年买1308中奖。308大选,大选过后,槟城的州政府不是分发回馈金100令吉给乐龄人士吗?给了两年不就是200令吉。至于为什么买1308,因为去年是2011年;大选那年是2008年,很多人估计今年将大选,所以他说今年买8308。到今年国阵政府也跟风派发500令吉,从08年至今年他不是一共获得800令吉吗?他的人就是这样,有时说的话你还得去解读。

我们这些星斗小民,何其幸运,自从308过后,常常有人自愿派钱。于是,我们将话题一转,又探讨政府派发这些钱财所花数额极巨,哪来这么多闲钱?

老张接口说:“林冠英不知说个好几次,是不贪污节省下来的。”

老谢这个搞经济的接着就说:“我国总审计师在审计账目时发现,政府官员年复一年的胡乱花费,上梁不正下梁歪,2010年度审计师报告当然少不了“报大数” 项目,公务员购买物品报价远比实际价格贵到以倍数计算。随手拈来,就有天然资源环境部辖下海洋公园局以5万6350令吉购买实际价格仅1940令吉的望远镜,价差逾28倍;购买液晶电视,价差逾6倍,雷达,贵近5倍,手提电脑与打印机,贵逾2倍。还有人民信托局购入比市价贵上4倍的折床,以逾两倍价格购入电动剃发器,煤气炉等,该局购入的还有许多电器,都是以比市价贵上逾倍或接近一倍价格买入。”

按照老谢所举的例子,政府每年多花销的冤枉钱必定是非常巨大的数额,如果说以亿令吉计算当不为过。这些原本价钱百令吉、千令吉的物品,相差就这么可怕了,国家购买那些本来价格以百万、千万、亿计算的昂贵物品,如军舰、武器等,差额就不得了。

民联政府已经夸下海口,下一届大选,要是入主布城, 她分发的回馈金将是1000令吉,而不是100令吉。如果她真的是一个廉洁又有效率的政府,分发这1000令吉,实在也不是什么难事。

一位在合作社掌握过实权的朋友曾经说过,举凡有权力批准款项出入的人,都可能有“空头”,所以,哪怕是一个小部门、小机构的芝麻绿豆小人物,额外收入都是可观的。譬如:一个500人的机关,要是向每人每月收费10令吉,一月就是5,000令吉,一年累计就有60,000令吉了。如果回酬10%,可得6,000令吉。有时一个这样不很大的人物,掌握的事项往往不止一项,你去乘乘看,他一年的回酬可能得到多少?这就难怪很多职位有很多人争夺,而且都是付出高价者获得。

老谢真是一言点醒梦中人!

(2012年1月21日稿)

2012年1月17日星期二

别伤了孩子的心
#文:文化乞儿

已经是夜深时分了,四岁的孙子跑到爸爸跟前揉着睡眼,对我儿子说;“爸爸,你不睡我自己先睡了!”

我儿子头也没抬,粗声呵责道:“睡睡睡睡睡睡,睡你的头!你自己先睡。我今晚没空陪你睡!”

孙子对他爸爸的突变先是感到错愕,继而自觉没趣,接着失望的噙着汪汪眼泪跑回睡房去了。

每天晚上,儿子习惯陪孙子睡,并且讲个故事哄他,今晚,儿子工作忙不完,不能陪他睡了……。

放学的时候,校车将隔壁的四年级小妮子安琪放在家门前,小安琪一面跑进家门,一面扬声高喊:“妈妈,我数学考到100分!”妈妈见到安琪一句话没说,劈头就是一巴掌刮在她脸上,并且高声骂道:“早上明明交待你叫你爸爸把摩托车钥匙留下,你没吩咐,害我不能去买菜!”

小安琪模着仍旧发烫的脸庞,眼泪从脸颊簌簌流下,手上的数学考卷无声地飘落地上……。

对面的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两个穿着光鲜、高高兴兴的儿子上街,要逛百货市场去了。谁知两个小东西竟因为鞋袜的小事起争执,比较小的那位,又哭又闹。妈妈走上前,二话不说,一人奖赏了一个耳刮子,于是,两个小兄弟便哇啦哇啦的哭起来。这时,妈妈的声音掩盖了一切:“每次吩咐你们不可争东西,你们不听。你看我会饶过你们吗?”站在一旁的爸爸,惟有摇头苦笑……。

上面所记的场景并不陌生,可能大家都领略过。

例一中的我的孙子原本希望他爸爸放下手头的工作陪他睡觉,换来是没好气的几声申斥,内心的失望和难受可想而知。他心里必定嘀咕着,爸爸为什么今晚变了,变得不爱我了?忙就连觉也不用睡吗?他心中有太多狐疑了;数学考到100分真不容易呀!小安琪高高兴兴将好消息告诉妈妈,要与妈妈分享这份快乐,原本希望妈妈称赞几声,谁知道换来的却是几声劈劈拍拍的掌掴声;上街逛百货市场原本是盼望一星期才迟来的好时光,如今却换来一场哭泣。

孩子盼望、期待的事、孩子高兴的事,为什么我们做家长的却不能成全他们,反而扫他们的兴,带给他们预想不到的结局?你们不觉得这太残忍了吗?纵然有什么过错,有什么事,只要不是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不可以好好的讲、好好的开解,要破坏这种原本快乐、开心的气氛?要骂、要责罚,应该等待适合的时机,用恰当的手段,不致扫兴才对呀!

当我与朋友谈论这些例子的时候,有的朋友好奇的问:“佛教对于父母打孩子持怎样看法?会有报应吗?”我说,我够不上谈报应的问题,不过,依常理,如果父母过分打骂孩子,以致严重伤到孩子,我相信是有报应的。孩子是人,佛教着重教导人们必须有慈悲心,要爱人,将这种爱心推己及人,推人及物,而遍及万事万物。如今这些父母用错误的方法,以致伤了“其他人”,无疑是谁都是恶事一桩。无论如何,他们已经创伤到儿童的心灵了。

我有一个非常恰当的例子可以说明此事。我们年轻的时候,几位谈得来的同时,每逢孩子生日时都会邀约同事一家携男带女前来参与,让孩子们度过一个欢乐的夜晚。其中有一位同事的妻子,脾气十分暴躁。常常在孩子们玩得兴高采烈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她总是掌刮自己的孩子,不理会场面上有其他同事的家属,更没有考虑到孩子的感受。

十多二十年过去了,孩子都长大成人成家了。他们一家两个儿子过年的时候,很少回来团聚。问同事孩子何以没有回来过年?他总是说,路途遥远不方便。其实他的两个儿子在新加坡定居而已,远吗?

同事们认为,可能孩子的自尊受到重创,对家只感到冷漠,体会不到那份温馨;对家没有什么依恋之处了。

(2012年1月17日稿)

2012年1月4日星期三

闲谈

闲谈
#文:文化乞儿

老莫从吉打出来,老庄约了我与他3人到茶楼喝茶,很巧在茶楼遇见老莫在吉打教过的学生,叫蔡凤,也是将近60岁的年纪了。

于是4个老年人无所不谈。先是蔡凤谈起她最近遇见另外一位老师陈康华。陈老师说他3年前想买房子,走进一间发展商的展卖室参观。恰好那家发展商的老板竞是以前的学生蓝天民。蓝姓学生如今可发了,是大发展商。

蔡凤接下去说,陈老师很高兴,彼此问候之后,就对天民说;“你这个大老板,如果老师要买房子,有没有特别优惠呀?”天民不假思索的回答:“Mr. Chan,我有今天,哪一样是老师教出来的?”当然,这桩买卖做不成了。蔡凤批评说;“真是直言直语。想不到做了大老板,几句比较动听的应酬话都不会说。可悲复可怜!”

我们三个吃了半辈子粉笔灰的老人,听了只好苦笑。老庄自我安慰说:“幸亏不是所有学生都那么‘世故’ 。”

蔡凤说她近来很热衷佛教工作。于是,我们把话题一转,又谈起宗教来了。由于她提到果报,于是,我就请教她。我向她说明,我对佛教教义根本是门外汉,不过,我倒有一个看法。我认为一个人一生中,干过善事也干过恶事,无论如何,善恶是不能相抵的。善的当然有善报,恶的也照样有恶报,逃不了。她说,要是常常念佛经,小的恶事是可以抵消的。至于杀人放火等罪大恶极的恶事,就不能免于劫难,逃避不了恶报。

我又说,有些宗教表明只有信它,才能得救,佛教的看法如何?我举例说,如果真的是“为善者可以上天堂,为恶者必下地狱”。那么,要是有两个人甲和乙。甲做的善事比乙多。我们又假设世界上三大宗教各有其决定谁应该上天堂和下地狱的裁决者。可是甲偏偏不是他的信徒。如果你就是这个裁决者,两人之中你‘批准’ 谁上天堂?

这问题似乎难倒大家。迟疑一会儿,说应该裁决乙上天堂的比较多,因为乙是信徒,深切了解本教的教义。我独持异议。我的理由是。世间三大宗教,其教义莫非是慈悲、博爱、平等。这三个修行准则纵然看似有别,但,它们是相互涵盖的,我中有你,你中有它。如果认真根据教义去判决,我认为应该判决让甲上天堂才对。

我再阐明我的理由。我们做教师的都是凡夫俗子,但,若是校方委托我们在众多学生中选出几位学生当学长,我们必定根据他们的品格、学业的好坏为准绳,绝不会因为有的符合这些标准但不是我班的学生而不选他们,转而选一些条件比较差但却是我班的学生。选择必须符合条件,而且要做到公平这一点。

要是筛选获得上天堂者,必须是本教教徒,而不考虑到善、恶的条件,第一有失公平原则;第二也不符合自己的教义,根本违悖了慈悲、博爱、平等的最基本精神。裁决者岂不是连教师都不如;须知:教师不是完美的人,而裁决者应该是完美的。

蔡凤举出不是本教教徒,没有实行某些修行为由,故而不能获选。

我们四个都不是教内权威人士,就这么说说而已,谁也不够资格诠释教义。

(2012年1月4日)

是设立华文奖励金的时候了

是设立华文奖励金的时候了
#文:文化乞儿
我国最早创立的华小是槟城的中华小学,那是1904年,屈指算来已有108年历史了。

那个时候,华人创立学校,算是自由,殖民地政府没有干预也没有津贴。

最有计划性要限制华小发展的,要算1951年的《巴恩报告书》。它建议所有华小必须改为国民小学,并且改变教学媒介语。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时,面对影响民族教育存亡的关键时刻,具有危机意识的本邦华人,才真正有组织的团结起来维护华文教育。为此,各地华校教师公会如雨后春笋的成立,后来更成立了教总;其后各州也成立董事联合会,以及后来成立的董总,共同负起维护华文教育的使命。这些极力维护华文教育的团体组织,一直活跃到今天。

华人维护华文教育的热诚和精神没有松懈过。可是,很反常的,我们依然常常在报上读到各地华人领袖呼吁华校生报考华文的呼声。

还不止于此。许多国民中小学开办华文班,可是华人子弟却对学习华文意兴阑珊。要是有人以此攻击华社:你们这么努力维护华文教育,何以你们的子弟却不读华文?华社要如何面对这种批评?当然,校方在行政方面,可能出现一些让华人子弟学习华文的阻梗,但,应该争取排除这种阻梗才对,而不是因噎废食放弃学习华文、放弃自己的权利。

更令人费解的是,国民型中学的学生每天上华文课,到了PMR考试或SPM考试时却不报考华文。这更是不能理解,也容易授人以柄。

再下来就是到大专就读华文系的学生并不踊跃。如果读者对这种说法有任何怀疑的话,不妨在全国国民型(华文)中学作一项调查,统计这些中学的毕业生有多少人或多少巴仙就读华文系?这项调查从没进行过,董教总应负起这个责任。

这些事实,是对华社维护华文教育的努力和精神极大的讽刺,也是华社难以向人家交待的事。有华文不读,读华文不考,如何说得过去?

我们听到很多理论:中国崛起了,华文有商用价值了;如今中国宇航员升空了,人们也认为中文已升格成为科技语文了。可是,在我国这种不热衷学习华文、不读华文、不考华文的风气依然没有改善。

华社不能够对此视而不见。鄙人认为,别的办法也许很难办到,但有一件事情是比较容易办到的。

譬如:华人的地缘性、血缘性或业缘性的团体,每年不是有颁发会员子女中小学奖励金吗?我觉得这些团体在颁发奖励金时,应该给予那些华文科考试成绩优异的子弟特别优厚的奖励金;至于大专阶段,应该设立大专奖励金给予在大专修读华文系的会员子女。

笔者参加的社团,有的早已设立中小学奖励金,不过,奖金不够优厚;至于大专华文系奖励金,每年奖以1000令吉,成立至今,申请过的仅有一位而已。真是凄凄,惨惨,戚戚!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希望在这种金钱物质奖励下,能鼓励更多华人子弟中小学时读华文、考华文;唤起更多子弟到大专深造时选修中文系。
(2012年1月2日稿xingzhou)


.

2011年12月29日星期四

谈吃

谈吃
#文:文化乞儿

看到这个题目,你不要误会了以为我是蔡澜那样的美食家要谈有关“吃”的心得。其实不是,我谈的是我自己在吃这方面的怪僻。所谓怪僻,就是我对于吃这方面的选择与常人有异。朋友们要是知道了,第一个反应必定认为是怪僻。

我一向健康都不是很好。全面退休后生活比较从容,每天早上都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到户外走上一小时,最近这十头八年又跳排舞,对运动相当注重,而且平时也多喝白开水。这样一来,这几年身体逐渐硬朗起来。身体比较健康了,对吃也就突然重视起来了。

我注重食物的新鲜,尤其是肉类。新鲜的肉类煮的汤特别清甜,隔天的肉虽然是冰冻着,但是,味道总没有新鲜的那样清甜。这一点只能意味不能言传。

小时候居住在家乡那段日子,买的猪肉都是当天早上宰杀的,母亲将肉买回来,家道贫穷,也没有添加什么配料,但煮出来的清汤就特别清甜,我们城市的隔夜猪肉无论怎样煮,总没办法煮出这样可口的汤。所以近来,我很少喝鸡汤和肉汤。

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传统到有些顽固。就因为这样,我非常重视我们华人的传统佳节,如:端午节、中秋节和冬至。这些节日都有应时的食品。端午节吃粽子,这是尽人皆知的。现在由于生活忙碌,很多做母亲、妻子的都没有时间包裹粽子,买来吃就算了。我却不喜欢买来的粽子。母亲在世时,我坚持母亲裹粽子;母亲过世了,幸好我的妻子向母亲学会那套本领,由她担当起裹粽子的任务。我吃粽子,不喜欢加上很多配料,只需要里边有一块半肥瘦的猪肉,加上红豆、豌豆或花生即可。顶多加多一两颗栗子。我心目中的粽子就是如此这般的而已,不苛求;太多配料,我觉得反而失去粽子的原样。怪僻的人,就是那样不讲道理。

冬至的汤圆,也要妻子自己搓的。妻子做出五颜六色的汤圆,但她不用工业染料。她用番薯、金瓜、龙珠果、花朵等的天然色素做出五色缤纷的汤圆,看既悦目,吃起来又放心;而且自己煮的糖水,不致太甜或太淡恰到好处。

由汤的浓度,就得顺便说说肉骨茶。我国的肉骨头茶以巴生谷那一带的著名,这几乎是大家公认的。不过,我还是有意见。不管那里的肉骨茶多么出名,我对它的汤总是有话说。因为生意好,小贩在汤不够用时,就往汤里添加汤水。虽然这些添加的也是预先准备好的汤水。但,“前汤”和“后汤”不能融合一体,吃起来味道就有异样的感觉。可能别人感觉不到,我这方面特别灵敏却感觉出来。这也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事。怪僻在此!

我常常鼓励我的妻子自己煮肉骨茶。药材料是根据自己过去用过的众多配料中选取最适合自己口味的才买。肉料也是根据自己喜欢吃的才买,猪尾巴、猪舌头、猪耳朵等不买。至于那锅汤更是要千锤百炼,细心去熬。这样的汤、料,在食物摊实在难找,只有我自己家可以供应。

我们客家人擅长做扣肉。我家的做法,是我的祖父20世纪初南来的时候从家乡带来的。伯父和父亲师承祖父的做法,母亲也学上了。当他俩先后逝世后,妻子接过手来,而且青出于蓝。做扣肉,特别要注重香料,用大小茴香、南乳,还有就是五香粉必须选对货品。所用的芋头也必须是“松软”的那种。

最近这些年头我参加过很多客家会馆的宴会,号称上的菜有最地道的客家扣肉,但我总觉得没我家的好吃。这并不是我家的较地道,而是我家的才合我的口味。

年纪大了少吃肉类多吃菜类为宜。不过,现在我爱吃的蔬菜类范围一天天缩小。原因是向来爱吃的菜心和白菜由于菜农栽种时施肥用的化学肥料影响到菜的质地。这两种蔬菜如今我根本是吃不下口。还有芥兰菜也同样的理由令我同它挥手告别。我爱吃的还有黄豆芽。可是,栽植豆芽的商人也添加化学肥料,让它长得更茁壮、更“肥大”,比较中看。殊不知这一来也改变了黄豆芽的原有味道,令我吃不下咽。

我现在比较常吃的反而是比较便宜的蕹菜和树仔菜。这两种菜由于便宜,菜农还没有向它们下手,保有原汁原味。还有就是茄子,菜农加了化学肥之后,栽种出来的茄子虽然肥大,但质地改变了,整条茄子,一部分软(可口)一部分硬(难吃),很难下口。我们客家人也有一道名菜―――酿茄子(矮瓜)。妻子也很拿手,不过,每次要酿时,要选上好茄子是难上加难。

我相信平日照顾好自己的餐食,是最良好的保健行为。

(2011年12月29日稿)

2011年12月23日星期五

我的中学生活

我的中学生活
#文:文化乞儿

中学生活是一段精彩的生活。说它多姿多彩实不为过,的确如此嘛!

1951年我在家乡的小学毕业了,那儿没有中学,要升学,最便捷的就是到槟城去。

那时风气未开,我们那个小山村到外地升学的学生如凤毛麟角;我家是贫穷人家,升学的费用更是很难筹措。

刚好此时报上登载新闻,韩江中学请来了严元章博士担任教务主任;之前一年上任的校长是庄泽宣博士。庄博士是中国著名教育家,祖籍浙江嘉兴,毕业于清华大学,1917年留学美国,先后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及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教育及心理学博士学位,1922年学成归国,历任清华、中山、浙江、岭南等大学心理系及教育系教授、主任等职。抗战胜利后赴法国巴黎主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后教育调查工作。是一名教育家和学者。

庄博士之所以罗致严博士助阵,是因为庄博士有一个远大宏愿,要将韩江办成一家模范中学。父亲是穷家子,没有进过学校读书,但靠着他的好学好问,居然能够阅读报章,他获知这个消息之后,认为要升学就非去韩江中学不可。

父亲是一家发电厂工人收入有限,我下面还有三位弟妹,而且母亲又正怀着我的四妹,次年年头即将临盆。家庭经济实在拮据不堪。

我渴望升学,父亲不是不想让我升学,说真的他手头实在是紧得令他无法张罗到让我到城市升学的费用。

父亲是那种人---无论处在多么没有办法的境况下,他总是要寻找出路的那种意志极其坚强的人。

第二年,在父亲的筹措下,我居然有机会到韩江中学读书了。因为在槟城无亲无故,我只好寄宿在学校的宿舍里。后来的事实证明父亲的选择是正确的。住宿在宿舍,我有更多同学一起讨论课业上的问题,对功课有极大的帮助。

读小学时,正是紧急状态期,我们那个山村是黑区,很难聘请到教师,英文教师更是难求,因此,英文基础极差,连简单的读音都读不正确。初中一那一年,我遇到一位非常好的英文老师―――张福良老师。我的英文基础可说是那一年打好的,高三那年得以考获剑桥文凭,实在得归公于张老师。

我们读初中时,数理用的是中文本。不过,数学非常艰深。代数方程式读到6个根的习题。我们当时数学程度之高,是毋庸质疑的。到了高中,数理才改用英文本,准备高三时考剑桥。由于韩江开办不久,课程尚未获得剑桥当局承认,所以,我们在高中二都得参加剑桥的资格鉴定考试(Qualifying Test),过关之后,第二年始能参加剑桥文凭考试。

当时,学校所教的,都没有遵照规定的课程纲要教,但程度不容质疑,同样的课本,足于应付剑桥考试、南大入学考试,甚至到台湾升读大学。

当年庄泽宣博士决意要将韩江开办成模范中学,严元章博士之后,他共聘请到3位博士前来助阵。然而,到了那一年年底,庄博士本身却没有受到董事部续聘。于是,其他4位博士,决定与庄博士共进退。

根据严元章博士的说法,董事们皆是大商人,腰缠万贯,他们对待校中的教师,当然和包括几位博士在内,就像对待他们公司的工人一般,丝毫不知礼貌下士。他们处处要人奉承。博士们有他们的尊严,不能满足董事们的指使,于是,就摆出辉之即来,驱之即去的嘴脸。两方面不难合作下去肇因在此。

董事部没有意思再聘请庄博士,其他几位博士就此离开韩中,只有熊叔隆博士勉为其难留下来担任校长,收拾残局,而黄尊生博士夫妇也留下来继续担任教职。韩江经此一乱,元气大伤,此后几十年几乎都没有平静过。当然,作为学生的我们,感受最深,因为,当模范学校的学生的美梦从此破碎了,一世人都无法挽回。也因此,我们那个时代的同学,对于董事部干预校政的事,特别深恶痛绝!

那个年代,正值华文教育受到有心人蓄意摧残的时期,再加上新、马两地反对殖民地政府、争取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因此,维护华文教育的运动和反殖和争取独立的运动,两股正义力量互相结合,频频发生学潮。六年的中学生涯,大大小小的学潮至少有四、五起。最大规模的一次,应算1957年将近年底那一次。说来也巧,这一天,我们大多数同学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高中会考,那一天没有上学。这一次学潮没有机缘参与。

学潮过后,当局逮捕了一些学生,时局非常动乱,全国学校都提前放假。我们考剑桥考试,起先几天是在学校的礼堂考的,过后,当局为了安全考量,把考场换去大英义学(Penang Free School)。

因为学校提早放假,而且那一年,担任校长的黄尊生博士,也没有获得董事部的续聘书,只好挂冠而去(熊叔隆博士长校四年,与董事意见相左,也离任,由黄尊生博士接任校长。我六年中学生涯,校长换了3人。前文提到董事部的不近情理,又一明证),校方就没有为我们这届同学举行毕业典礼。

六年的中学生涯,说不尽的甜酸苦辣,但却令我回味无穷。与同学们结下的同学缘,是上天的恩赐。这种情谊历久弥坚。我届同学常常举行离校周年纪念叙旧联欢会,同学们都携带眷属参与,以增添热闹气氛。明年是离校55周年纪念,同学们都决意要大事庆祝一番。届时必有一番热闹。

(2011年12月24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