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生活

我的中学生活
#文：文化乞儿

中学生活是一段精彩的生活。说它多姿多彩实不为过，的确如此嘛！

1951年我在家乡的小学毕业了，那儿没有中学，要升学，最便捷的就是到槟城去。

那时风气未开，我们那个小山村到外地升学的学生如凤毛麟角；我家是贫穷人家，升学的费用更是很难筹措。

刚好此时报上登载新闻，韩江中学请来了严元章博士担任教务主任；之前一年上任的校长是庄泽宣博士。庄博士是中国著名教育家，祖籍浙江嘉兴，毕业于清华大学，1917年留学美国，先后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及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教育及心理学博士学位，1922年学成归国，历任清华、中山、浙江、岭南等大学心理系及教育系教授、主任等职。抗战胜利后赴法国巴黎主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后教育调查工作。是一名教育家和学者。

庄博士之所以罗致严博士助阵，是因为庄博士有一个远大宏愿，要将韩江办成一家模范中学。父亲是穷家子，没有进过学校读书，但靠着他的好学好问，居然能够阅读报章，他获知这个消息之后，认为要升学就非去韩江中学不可。

父亲是一家发电厂工人收入有限，我下面还有三位弟妹，而且母亲又正怀着我的四妹，次年年头即将临盆。家庭经济实在拮据不堪。

我渴望升学，父亲不是不想让我升学，说真的他手头实在是紧得令他无法张罗到让我到城市升学的费用。

父亲是那种人－－－无论处在多么没有办法的境况下，他总是要寻找出路的那种意志极其坚强的人。

第二年，在父亲的筹措下，我居然有机会到韩江中学读书了。因为在槟城无亲无故，我只好寄宿在学校的宿舍里。后来的事实证明父亲的选择是正确的。住宿在宿舍，我有更多同学一起讨论课业上的问题，对功课有极大的帮助。

读小学时，正是紧急状态期，我们那个山村是黑区，很难聘请到教师，英文教师更是难求，因此，英文基础极差，连简单的读音都读不正确。初中一那一年，我遇到一位非常好的英文老师―――张福良老师。我的英文基础可说是那一年打好的，高三那年得以考获剑桥文凭，实在得归公于张老师。

我们读初中时，数理用的是中文本。不过，数学非常艰深。代数方程式读到6个根的习题。我们当时数学程度之高，是毋庸质疑的。到了高中，数理才改用英文本，准备高三时考剑桥。由于韩江开办不久，课程尚未获得剑桥当局承认，所以，我们在高中二都得参加剑桥的资格鉴定考试（Qualifying Test），过关之后，第二年始能参加剑桥文凭考试。

当时，学校所教的，都没有遵照规定的课程纲要教，但程度不容质疑，同样的课本，足于应付剑桥考试、南大入学考试，甚至到台湾升读大学。

当年庄泽宣博士决意要将韩江开办成模范中学，严元章博士之后，他共聘请到3位博士前来助阵。然而，到了那一年年底，庄博士本身却没有受到董事部续聘。于是，其他4位博士，决定与庄博士共进退。

根据严元章博士的说法，董事们皆是大商人，腰缠万贯，他们对待校中的教师，当然和包括几位博士在内，就像对待他们公司的工人一般，丝毫不知礼貌下士。他们处处要人奉承。博士们有他们的尊严，不能满足董事们的指使，于是，就摆出辉之即来，驱之即去的嘴脸。两方面不难合作下去肇因在此。

董事部没有意思再聘请庄博士，其他几位博士就此离开韩中，只有熊叔隆博士勉为其难留下来担任校长，收拾残局，而黄尊生博士夫妇也留下来继续担任教职。韩江经此一乱，元气大伤，此后几十年几乎都没有平静过。当然，作为学生的我们，感受最深，因为，当模范学校的学生的美梦从此破碎了，一世人都无法挽回。也因此，我们那个时代的同学，对于董事部干预校政的事，特别深恶痛绝！

那个年代，正值华文教育受到有心人蓄意摧残的时期，再加上新、马两地反对殖民地政府、争取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因此，维护华文教育的运动和反殖和争取独立的运动，两股正义力量互相结合，频频发生学潮。六年的中学生涯，大大小小的学潮至少有四、五起。最大规模的一次，应算1957年将近年底那一次。说来也巧，这一天，我们大多数同学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高中会考，那一天没有上学。这一次学潮没有机缘参与。

学潮过后，当局逮捕了一些学生，时局非常动乱，全国学校都提前放假。我们考剑桥考试，起先几天是在学校的礼堂考的，过后，当局为了安全考量，把考场换去大英义学（Penang Free School）。

因为学校提早放假，而且那一年，担任校长的黄尊生博士，也没有获得董事部的续聘书，只好挂冠而去（熊叔隆博士长校四年，与董事意见相左，也离任，由黄尊生博士接任校长。我六年中学生涯，校长换了3人。前文提到董事部的不近情理，又一明证），校方就没有为我们这届同学举行毕业典礼。

六年的中学生涯，说不尽的甜酸苦辣，但却令我回味无穷。与同学们结下的同学缘，是上天的恩赐。这种情谊历久弥坚。我届同学常常举行离校周年纪念叙旧联欢会，同学们都携带眷属参与，以增添热闹气氛。明年是离校55周年纪念，同学们都决意要大事庆祝一番。届时必有一番热闹。

（2011年12月24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