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家乡仁丹

再谈家乡仁丹

每想起故乡，我就一往情深。我最要感激的是一批先贤，他们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深谙教育的重要，在战前就创立了仁丹公立学校（我的母校），让子弟们受到正常的教育；而战后，另外一批先贤，又立即在1946年复校了，我就是复校后，第一批进入一年级就读的学生，让我有机会及时受完小学六年的教育，虽然因为二战的关系，那时我已是超龄二年的超龄生了。

有一位先贤我要特别提到的，就是参与复校工作的张元升先生。他是复校功臣中受过较高深教育的人，他必定贡献了不少可取的意见，所以，复校后聘请不到教师，他就负起第一任校长的职责。

复校不到几年，我国就进入紧急状态，仁丹是一个山穷水尽的山村，聘请教师实在难上加难，然而却有一批热心教育的人士，勇于到家乡负起教育的重任。在这么多位教育工作者中，我必须提到苏灵校长，她于1950年受聘到仁丹担任校长。战后母校是在她的手上才步上教育正轨的。

接着我要谈到仁丹的医药设备。那儿只有一家政府药房，由一位不是医生的医药人员驻守。伤风咳嗽等小病没问题，大病、急病就非常麻烦，必须及时到大城市就医。当地也有几家药材店，有中医师行医，可以治疗轻微的病痛。

我是家中长子，我与我的第二妹妹间隔7岁，其间母亲生养过几个孩子，都是因为缺乏医药而夭折的。我记忆中有一位妹妹就在我模模糊糊中夭折的，我依稀记得，她名玉梅，其他夭折的弟妹我年纪小记忆不了。这些事情追忆起来令人心痛！

对于这些早逝的弟妹们，母亲一生中必定是耿耿于怀的，但她是旧式妇人，在子女面前从来不提这些伤心事，然而这伤痛必定折磨了她一生。

当时，人们有病痛就唯有找中医治疗。中医也仅有三两位，而且他们病老之后就没有人递补了。因此，居民中生病的也得求助于土方土药。我记得父亲大约在我十五六岁时患了黄疸病。他全身蜡黄色，连眼白也黄。亲戚朋友都暗地里摇头，叹惋他没救了。幸好亲戚中有人报说有一种植物可以根治。父亲是一个决心很强的人。刚好他工作的地方有一条小河，河边长满这类植物。他很有决心的挖掘这种植物的根，每天煮了一大钵来当茶喝。果然将他的病治愈了。真是谢天谢地！后来，当地人患了同样病症用它治疗，十分灵验。

这类植物，野生在河边，样子像芋，叶柄有刺，我们不知道它的名字，当地人就叫它为“刺芋”。最重要是必须有刺，而且绝对不能生吃，有剧毒。

家乡也有巴刹，卖的蔬菜都是本地栽种的，十分新鲜；就连猪肉也是再新鲜不过的，是当天清早才宰杀的。猪肉买回来，切块后煮汤，无需添加任何配料，就非常清甜了。不像我们如今的猪肉，很多都是从速冻房取出来的，有的不知是卖宰杀了多少天的隔夜肉，吃起来时，嗅觉灵敏的总会嗅到一种怪异的气味（我有这种感觉憋在心里不敢说，直到几天前，一位老妇人在向我妻面前诉说这回事，我才知道原来我也有‘同路人’）。

家乡有一家拉曼锡矿公司。这公司是英国人开设的，十分机械化。居民大多数是这家公司的职工，其他居民就是以耕地割胶为生。

家乡拜这家锡矿公司之赐，几十年前就有电力供应了。机械化的拉曼锡矿公司有自己的水力发电厂，因此，也供应电力给部分相关的家乡居民使用。

仁丹主要分成三区，即：街场（市区）、新兴村及客家村。

街场是各籍贯人士杂处；新兴村以新兴人居多；客家村是客家人的天下。

战后，帮派观念依然相当强烈；我们客家村的孩子到街上去，常常受到市区的孩子围殴。笔者是少数中的少数，因为虽然居住在客家村，客家村的客家人却以田头/赤溪人居多，我们是鹤山人，只有区区三五家，而且有血缘关系。因此，我们到街场被街场仔打，在客家村被赤溪仔欺侮。这种情况，到了后来受教育普遍的风气而改善了。然而，时至今日，旧同学相聚，我心中依然记得，他某某人当年曾经殴打过我。当年我见到他就像遇见老虎一样。这也许不能算是仇恨，但，几十年过去了，这种印象就是不能从脑海中磨灭！

家乡仁丹如今华人人口稀少得可怜，据说，仅有区区250人左右。

近年来，家乡的乡民常常举办联谊宴会，有时在家乡举行，有时在其他城市举行，乡民怀着念旧的心情都非常踊跃参加，以2014年的联谊会为例，参加者包括迁居全马各地的乡民，竟有60桌之多，场面热闹、温馨。

(2015年1月16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