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严元章博士

想起严元章博士

#文：江枫

槟城韩江中学于1951年正式在青草巷开课，我于1952年慕名报读初中一。求学就是求学，为什么说慕名而来呢？原来韩江的董事部聘请到庄泽宣博士长校。庄博士有一个宏愿，就是要将韩江中学办成模范中学。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聘请了3位博士来助阵，而严元章博士就是其中一位博士。严博士于1952年初才上任，担任教务主任的职务。

严博士上任之初，住在学校的宿舍。那时学校的新宿舍尚未建好，就将甘榜巴鲁（KAMPONG BARU）的一间旧洋楼权当宿舍。宿舍里居住的有几十位寄宿生，还有严博士及刚从澳门应聘而来的熊叔隆博士一家。

我是霹雳人，在槟城无亲无故，当时也寄宿在宿舍里，所以常常有机会亲近严博士，对他的渊博学识非常钦佩，故而常常与他亲近。宿舍里的同学都一样，常常见到一大群同学围绕着他，聆听他的内容别致的言论。

严博士是一个饱学之士，你与他见面，就会给你一个感觉：他是一个全身都是学问的饱学之士。即使是闲谈，他也常常有惊人的见解。这些见解，不是他从书本上背出来的，而是他自己反复的探求、思索、印证得来的精华，是他自己的精辟见解，不是拾人牙慧。可贵之处就在这里。

严博士虽然个子矮小，但是说话很有吸引力，每次周会时，轮到他发言的时候，整个礼堂都鸦雀无声，都被他的发言吸引住了。

严博士在韩江只服务一年就离任（1953年），一同离职的还有另外3位博士。原因不必细说，说起来会伤心落泪。

严博士离开韩江后到麻坡、巴都巴辖担学校行政人员的职务，后来又到新加坡南洋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务，于1965年返回香港，终老于港。

1993年我路过香港，特地到他新界元朗的住家访问他。同行的都是教育界同道，其中有一位还是严博士南大的校友。那晚夜饭后本来只打算摇个电话向他问候，太夜了怕影响他老人家休息，谁知他竟说，难得有机会，既然你身在香港，就来见见面吧！于是，就遵命前往。

已经四、五十年没见面了，一见面，他还是那副老脾气，常常指正别人不很正确的观点。他不是强词夺理、唯我独尊，因为他提出的观点，你细细咀嚼，就能体会出他见解独到之处，往往与众不同的高超部位。

他常常对同学们说，学问这东西必须日日研究、常常磨练，尤其是当教师的，更必须不断进修。这样才能天天有新知、日日有创见。而当教师的，如果没有新知、没有创见，只懂得“背书”，轻的是学生受益有限，重的是误人子弟。他当时会说出这些肺腑之言，我们都明白他是有感而发！情况复杂，不容细说。

他最讨厌是学生上课时讲话不听课。他说：“如果学生在每一堂课只学懂一个字、一个词、一样新知识，那么，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两年累积起来就是大学问了。”这些看似老生常谈的话，仔细思考，的确是大道理。我从他这句话里获益良多，因此，也常常以这句话告诫我的学生。

他常常指出家教的重要性。他在班上公开说，很多人只知道结婚生孩子，可是，生下孩子，却没有好好教养，社会风气这么败坏是原因之一。当时的社会风气还没有如今的败坏程度，他已经看到这一点了，实在眼光独到。我非常认同他这种观点。

他初到本地，就看出本地的铜臭味重，书卷味轻，是一个先敬罗衣后敬人的功利社会。当年我在韩中读书，很多位大陆来的教师，都有同样见解。中国自1839年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后，国势就一天天走下坡，几至灭亡，但是，却仍旧保持那种高超的书卷味社会风气，着实难得，是我们南洋社会无可比拟的。

同学们请他题纪念册，他惯用【孟子】的一句话勉励同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一点他是切切实实做到的。

他说一个非常有骨气的学者。记得他离开韩江前夕，同学们见他，他感慨系之的说：“董事们都是生意人，平日对工人呼呼喝喝、指指点点，时日久了，养成一种习气，对我们这些人也这样。他们忘记了，我们不是他的工人，不是做苦力的。他们应该学学礼贤下士。唯有这样，学校才能办好。”这是一针见血的点睛功夫。那一年年底的董教风波，这是最大的原因之一。

我想，一个人要是幸运，一生中遇到一位像严博士这样的人，将一生受用无穷，无论在品格修养上、在做人的原则坚持上、在探讨学问的道途上，必定获益匪浅！

严元章(1909－1996)，广东四会县人，金陵大学文学士，中山大学教育硕士，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在中国曾任四会中学校长，广州国光中学教务主任，中山大学教育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师范学院副教授兼管训育部主任，南宁师范学院教授兼教务主任。

严博士离开韩中后，曾先后担任麻坡中化中学副校长、峇株华侨中学校长、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并且1956——1963年曾经担任教总顾问。

（2014年5月13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