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战后家乡母校复课情况

  二次大战后家乡母校复课的情况

我的家乡在霹雳州北部泰马边境，是一个既偏僻又没有什么文化的小山村。家乡地方上的“侨领”，其实本身受教育也不多，尤其是三、四十年代，但是，他们就是那样的热爱自己的文化和教育。小山村地方，没有巨富，有几亩树胶园，就算是“相当过得去”的了。我没有丝毫轻视他们之心，相反的，我深深的敬佩他们，并且永远对他们怀着感恩之心、怀念之情。没有他们的真知灼见，提倡教育创办学校，就没有尚能认识几个“之乎者也”的我。

在我的心目中，家乡有几个伟人的身影常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第一个要讲述的是张元升校长。

据说，张校长战前曾经受过中学教育，在当年应该算地方上受过高深教育的人。

当战后筹办复校时，他应该是“领头羊”，由物色上课场所（就是校舍），聘请师资，必然是他领导地方上的华人领袖经过一番细心研究、筹划，才作出最终决定。

学校于1951年开课，我报读一年级。当时的校长就是他张元升先生。

那个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方息，人们人心惶惶，哪能物色到外地的人才到来担任教师。因此，张元升先生当仁不让，自己当起校长来。这绝对是一项非常艰辛的任务。但，他担当得好，师资方面，他就就地取材，依稀记得，教师仅有三位，除了张校长之外，有一位是药材店的中医师、还有一位黄（王？）姓的年轻人。

学校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匆匆开课了。我至今依然搞不清楚，当年，校董及校长，从什么地方取得课本来供我们读（尚记得是上海出版的）？

我也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我们做功课时，是没有作业簿的，因为根本没有文具店。因此，学生做作业，就是从家里所能找到的空白的纸张,或者是半空白的纸张,用铅笔涂写，譬如：将罐头的招牌纸撕下来，背面空白的地方，就是我们写字的纸张了。

我印象还很清楚的是，教我们“国文科”的老师，就是那位似乎是姜姓的中医师。他居然教我们读《国语注音符号》,我至今印象犹新！

现在的《汉语拼音》即是由《国语注音符号》脱胎换骨而来的。

      

我常常记起母校当年复课的老师们，没有他们身先士卒担负起教学的责任，让母校能够复课，我们哪有今天？感恩呀！感恩！

家乡除了锡矿业，再也没有什么职业能吸引当地人，因此，年轻一代都到外地发展去了，人口，尤其是华裔人口，正在一天天萎缩！这是令人惋惜的事！如今母校的学生只有30人左右，而且华裔生不及三分一，其他都是马来族、印度族、暹罗族，甚至沙盖族人！

 （2019年5月15日草于打铜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