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学生涯

我的教学生涯
#文：文化乞儿



1957年我高中毕业，翌年我留校服务，教初中一的华文和地理。这两科都是我本身喜爱的科目。那一年教过的学生，今年举行毕业离校48周年纪念。他们隆重的庆祝这个日子，所以选定在泰南合艾的一家酒店举行盛大的庆祝宴会。我和妻子受邀出席了当晚的宴会。

1958年开始，教育部对华校的师资训练政策有了大改变，就是此后所有当教师的都必须受过正规专业训练，否则，一律当作临教看待，职业没有保障。我碰上新政策的锋头，算倒霉！！

我在母校呆了两年，于1960年终于获得一个机会，得于进入吉隆坡的语文学院（Language Institute）华文组受训。62年受训毕业，竟被派往雪兰莪州的大港（Sungai Besar）的一家小学执教。我不是嫌弃派去教小学，而是教育官员没有按照规章行事。我们的时代，受训是分中学组和小学组的，我进入的是中学组，可是如今却被派去教小学，那是教育部违章遣派。但是，谁有这个斗胆敢与政府作对，惟有乖乖听命，在那里呆下去。

后来，我倒是发现，这对我整个教学生涯，未尝没有好处。那是一间小型学校，每一个年级仅有一班学生，两年下来，我几乎教遍一年级至六年级的课程。

在雪兰莪大港呆了一年多。因为我是家中长子，要帮忙父亲照顾下面的六个弟妹。槟城是自由港，生活费比较廉宜，我的弟妹都相继小学毕业，家乡没有中学，要是他们到槟城求学用费将比较节省。我立定主意为了资助弟妹们读中学，我必须在槟城定居。

那时，当教师的要调动，许许多多的繁文缛节需要扫清。我费了好大的精力竟一点头绪都没有。后来，幸好我的恩师－－－小学校长苏灵校长，帮了我一个大忙，才能打通重重关节，得以如愿以偿。

事情是这样的，协和中学有一位华文教员，是南洋大学毕业的，由于学位不受承认，因此，她只能服务到年底，第二年就不能继续教下去了。因此，正好有一个空缺要填补。

当年的校长是庄琼珠女士，与我的恩师苏校长是同教会中人；而当时的华校视学官是陈翼经先生也是同教会的（我本身不是信徒），他们一谈即合。第二年新学年开课，我就这样从威省的一家小学调回来协和中学执教了（1963年我费了好大的气力，终于找到一位“贵人”的帮助，得以回到威省执教。原来这贵人是一位钟灵校友王振忠先生，他留澳考获工程师资格，在政府部门服务。他要与他的未婚妻结婚，而他的未婚妻却在威省执教。他迫切需要一个空缺来安插他的未婚妻。当时处理此事的是一位何姓的华人视学官，他断然拒绝这样的安排。于是，由王先生出面，动用他部门的首长州总工程师Mr. Fitzgerald直接找雪州教育局长Mr. Adams (两人都是英国人)商谈，让我们两人对调。一谈即妥，而且非常快速，没有丝毫拖延。我是托他的福才能回来威省的Macang Bubuk启新小学执教。对这位朋友，我实在感恩不尽）。正所谓“踏破花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50年弹指过去了，但是，想去当年申请调职的事，感觉上依然是一场梦魇！

师训毕业的我，当时只能教初中的功课。所以，我从1964年至1976年我教的都是Form I至Form III的科目，我教过华文、数学和公民。1976年我的子女中最小的儿子也已经7岁了，我比较能够抽出一点时间来准备自己的功课。于是，在1976年“王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考获伦敦大学（校外）中文系的荣誉学位。第二年，由于学校迫切需要高中的华文教师，所以黄惠珍校长就将我安插上去教Form IV的华文。

所以，我在前文提到过，当初错误将我派去教小学也有一定的好处。因为这使到在我的教学生涯中，我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高中三，每一个年级我都教过。这是一个少有的、难得的经验。

除了文章一开始我提到过在母校服务教过的学生，如今都是将近古来稀之年外（有的真的已经70岁了，他们之中有超龄生），我到协和教的那班初中一学生，今年都已经60岁了；而我教的第一批Form IV学生，今年正好51岁。这些都是蛮有意思的教学生涯的记忆点滴。

我到协和的那一年，协和中小学刚好“分家”，中学部从原在车水路的旧校舍搬到约律（York Road）的新校舍，与小学部正式“分离”。

我到协和教书是1964年，到1992年退休，在协和度过了28个年头，先后在庄琼珠、黄惠珍、王毓南、庄秀玉几位校长手下服务过。承蒙他们错爱没有犯下严重的过错，而且彼此都相处得非常愉快！至于同事方面，大家的关系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的和好；对于学生们，我都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子女一样的看待。

28年来，亲身目睹协和中学的成长，在协和中学的成长中，至少自己也曾经浇过一两杯水。初来协和，最高班级是Form IV, 学生人数1000人左右，到我退休时，学生已近2000人。

人非草木，对于协和这个我曾经度过28年时光的校园，总有一股依恋之情。

总结一句：我的教学生涯是愉快的，如果还有来生，我愿再次拿起粉笔做“孺子牛”。

（2011年12月8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