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生活

我的小学生活
＃文化乞儿

1945年世界第二次大战结束，第二年全马各地侨领纷纷在各自的居地筹备学校复课。我在北霹雳的家乡―――一个华族仅有两千人左右的小山村，当地的侨领不落人后，居然也将当地的一家小学重新开办起来。尽管有许多人爱批评我们华人这样不对，那样输人，我始终持有相反的见解，认为我华族是了不起的民族。你看，我们这个小山村村民，都是穷人家，也没有受过高深教育，但他们居然能够办起复课的大事来，这牵涉到多少人力物力？这实在是近乎不可能的难事呀！他们的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呀！我时常觉得，我们华人社会，伟人实在太多太多，应该竖立丰碑加以表扬。我认为，我们这个小山村的这些老前辈，都是足以立碑纪念的伟人。

校舍是市场上的两间老屋，虽然破烂不堪，略加装修，就用作办事处；日治期间，日本人在山坡上盖了一间一排六间课室的校舍，用来教授日本文，日本鬼子走了，此时正好派上用场。

华文教育向来都是自生自灭的，刚刚停战更不必说了。要如何解决师资问题呢？只好当地取材。担任校长的据说是战前在新加坡读过高中的，其他教师，一位是当地的中医师，还有一位战前读过几年中学而已。他们虽然学历不高，更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他们都是尽责任的好老师。要不是有了他们勇敢上阵，学校就开不起来了。

教师不足够，学生人数也少，所以，好几班都采用复级制，即一间教室两级学生一齐上课，老师要兼教两个年级。

战后物资匮缺，我们的教科书是有的，但是，根本没有簿子做作业。每一位学生，将家中能找到的空白纸张带到学校去，就用来写生字、做练习。我依然记得，我们一年级的国文（华文），前几课的课文排序是这样的，一课只有一句，依次为：“手”、“拍手”、“拍拍手”、“球”、“拍球”、“拍拍球”、“手一排球一跳”……。

到了第二年，全校教师都更换了。董事们物色到一位战前曾经在我校当过教师的老教师王昌年老师担任校长，而教师当中受过中学教育的，也有几人。

过了两年―――1948年，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我们地处穷乡僻壤的小山村，学校教职没多少人肯屈就，几乎每年都面对教师不足的难题。记得有一两年，聘请不到英文教师，有一位读过几年书的师母，她丈夫就当作她的老师，给她补习之后，第二天就上我们的英文课了。

小学的求学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只要有好的教科书，求学的人，只要认真学习，学识一样可以增进的。记得1951年我参加小学六年级会考，历史题目只错了一题。那一题的题目是：谁开辟吉隆坡？供选择的答案有几个，而正确的是“叶德来”（题目提供的答案的确如此，不是“叶亚来”）。我不会回答不是其他原因，而是我们采用的教科书没有这一课（我们用的是上海出版的教科书）。至于英文程度，实在是其差无比。有一课，课文是： Rain rain go away. Come again another day. Little Mary wants to play. 我们就根据自己所能掌握的读音乱读一通。其中最好笑的是 Little Mary wants to play 这一句。我们根据我们客家音，把它读成 Little Mary 番薯蒂。这因为番薯蒂很近似wants to play。 我小学毕业后到槟城读中学，高中毕业得以考获剑桥文凭，英文方面得力于初中一的英文教师张福良老师。我根本是从初级阶段读起的。初中一那年我的英文进步最神速，根基就在那一年奠定的。

那个时代，尤其是山村地方，家长不重视教育。有些学生与同学打架，怕受到老师惩罚，从此就不上学了，家长也听其自然。学生人数本来就少了，中途辍学的又多，所以全校学生在100人上下而已，我们六年级毕业那年全级仅有5人，4男1女。不过，有一点值得欣慰的是，5人都全数升上中学，这得力于我们的苏灵校长，她殷切劝导每一个家长，竭尽所能送孩子到中学求学。她对家长说，时代进步了，孩子要读书才有前途。

我很佩服苏校长，她的确是教育工作实干人物。

(2011年9月3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