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位老师

  我的三位老师

从小学到中学，教过我的老师有几十位，我总觉得他们每一位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而且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似乎都足以成为我们的典范。

可能就因为对老师们的崇拜，所以后来我自己也义无反顾的投身教育界，误人子弟几十年，于55岁时依据服务规章退休。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我们时代的老师，个个规行矩步，厕身教育界几十年，发现同行中有许多人并没有具备“师范”的条件。说这样的话可能会得罪很多同行，但我是实话实说，顾不了这许多。

二战结束时，我已经9岁，是一个超龄生，才开始就读一年级。那时要物色教师实在是难如登天。幸好当地有一位张元升先生，据说战前曾经在新加坡读过高中；另外一位江姓的药材店中医师；还有一位黄姓年轻人，据说战前也读过中学。因此就这样的就地取材，将这三位受过比较高深教育的人士罗致来，将学校勉强开办（复课）起来，于1946正式开课，由张元升先生担任校长。

我常常想起这回事，也由衷的感激这三位老师。如果当年没有他们毅然决然的负起这个使命，挑起这个担子，我们哪有书读？

教师当中影响我思想行为的很多，这里特别要提到三位老师，是我由幼年到老年时时出现在我的记忆网络上的老师。

第一位是王辉秀老师。王老师大约在我读三年级时应聘到我校来。我对王老师印象深刻，是因为他教过一首歌。其实，王老师并没有教过我们唱这首歌，王老师在隔壁班教这首歌，由于教室是破烂的木板建筑，他教歌时，我们都听得一清二楚。歌名我记不起来，但是，歌词中的几句很有意思，我一生没有忘记：“人生多岔路，大海多风波……….岔路总要走，风波总会平（停？）……”

这几句很有哲理。人生几十年，风波免得了吗？岔路你不走吗？

第二位是小学时的苏灵校长。我读六年级那年，苏校长从外地来到我校担任校长。当时正是紧急状态时期，我们那个穷乡僻壤的小地方，非常难聘请到教师，开始苏校长以一个尚未结婚的女流，却前来屈就，实在难得。

当时，我一人独居在村中一间烂板屋。有一天晚上枪声大作，断断续续大约有一个钟头你们久，据说是保安队与马共交火，子弹横飞，有的从屋旁呼啸而过。这么巧那一夜刚好我父亲回来。第二天我父亲为了我的安全，就决定要我停学，回去山区与家人同居了。但我含着眼泪到校去办理停学手续时，苏校长无论如何，总不让我退学。他向我父亲讲了许多大道理，说明求学的重要性，并且建议要是不放心我一个人独处，可以搬到学校来，住在教师宿舍里。

任凭是谁，听了这一番劝告都会动容。父亲千恩万谢之后，终于听从了苏校长的劝告，让我搬到教师宿舍居住，直至我完成六年级的学业为止。

像苏校长这样的老师，我能不将她当作恩人来感激吗？

第三位是中学时代的严元章老师。严博士是华文教育界的闻人，他的事迹无需我多说，我这里要提的是他在韩中短短一年的事情。

严博士当年是从英伦应聘而来韩中担任教务主任一职。韩中1951年在槟城青草巷开课。首任校长是庄泽宣博士，严博士论辈份，是庄校长的学生。52年年头，严博士才应聘来到槟城。韩中初开办，学生宿舍尚未建好，租赁了甘榜巴鲁的一间旧洋楼当作韩中学生宿舍。我52年来韩中就读初中一，就住在这学生宿舍，严博士初聘上任，也与我们寄宿生同住在一起，因此，我们寄宿生与严博士朝夕相处，聆听他的教诲的机缘就比较多了。他也兼任舍监。

严博士身材矮小，但是，一副威严长相，而且满头脑学问，出口满是建设性的创建，可圈可点。

韩中当时最高班级是初中二年级，严博士就大材小用，担任我们初中一的中国地理老师。

我前面提到过，严博士学识渊博，他教地理自是与人不同。他常常指出书中某些谬误之处。

有一次周会的时候，当时【方吴报告书】刚出炉，他向大家指出，这报告书的建议要是被采纳，本邦的华文教育前景堪虞。我们那个时候开始，方知原来我们的华文教育正面对严峻的危机。几十年来，华文教育的危机实在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而严博士却是第一个让当时全校的学生知晓华文教育面对生存及发展危机的第一人。

严博士在韩中只任教一年便离职。他的离开最大的原因是办学理念与董事部的相左。

1993年我到香港官塘的寓所拜会他。他神采奕奕，只是个子更瘦小，但是说话声依然强劲，依然是出口满是大学问。

严博士给我最大的教训，就是“必须随时随地教育自己，必须每天增长自己的学识。要不然，即将成为一个面目可憎的庸人。” 

严博士已经逝世多年，但是，他的音容、讲话神态依然映现在我的脑海深处。 

 （2014年11月23日稿）